第 3 章
心理防御不是借口,是进化给人的礼物
George Vaillant如何将弗洛伊德的遗产变成一把量尺,并用它预测你70岁时的体检报告
5231 字 · 约 15 分钟
1971年的某个下午,乔治·瓦利恩特坐在哈佛大学一间堆满档案盒的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摞厚达数英寸的访谈记录。这些文件追踪的是同一批男人,有些已经年过五十,有些刚刚走过中年的门槛。瓦利恩特的前任们花了三十多年收集这些材料——问卷、体检报告、家庭访谈、心理测验——却始终没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战争、失业、婚姻破裂的两个人,一个在六十岁时身体硬朗、人际关系丰厚,另一个却已经在慢性疾病和孤独中消耗殆尽? 档案里有一个细节让Vaillant停下来。两名受试者在二战中都经历了激烈的战斗,都在战后报告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但其中一人在随后的访谈里谈到战争时,会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向他在战壕里学会的一首歌,或者他如何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化成了对战友的格外照顾。另一人则反复陷入对敌人的愤怒幻想,在现实生活中把这种愤怒投射到妻子和同事身上。二十年后,前者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优于同龄人,后者则已经历了两次心脏事件。 瓦利恩特意识到,他手里握着的不只是一份人生档案,而是一个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数据库——如果他能找到正确的量尺。
本章要点
乔治·瓦利恩特接手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后,将弗洛伊德1894年提出的防御机制概念从诊断室搬进了纵向数据库:他和同事建立了一套可供独立评分者对叙事文本进行编码的操作化体系,把防御机制按成熟度分为四个层级,并让这套体系在1994年被DSM-IV正式采纳。随后,马龙等人用90名男性超过70年的追踪数据证明:中年时期惯用成熟防御的人,在70岁、75岁、80岁三个时间节点的客观身体健康均显著更好;这一效应部分由更强的社会支持网络所中介。更反直觉的是,防御成熟度与社会阶层、教育程度、智商相当独立——它不是特权阶层的专属资产,而是跨越社会地位的普遍心理资源,且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随年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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